夯实产业重建基石 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发展

〔王〕若曰：发，朕疾渍甚，恐不汝及训。

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老子》第四十九章的说法是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始于老子的自然观念，是道家核心价值的体现，在道家思想史展开的过程中，通过与儒家等学派的对话，庄子、王弼和郭象等进行了更丰富的论述。老子意识到命名的危险，哪怕这种命名是在美善或者仁义等美好价值的名义之下。《韩非子·解老》也说：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事物的存在是一回事，如何理解事物存在的意义是另一回事，后者必然牵涉到价值的问题。天道、天理与物理、人道是贯通的。

大同之上还有更大的同，直至万物毕同。与其他学派肯定一个清晰的关于所以然的知识不同，这里一方面肯定了有所以然者，另一方面此所以然者又处在一个幽暗的状态，莫知其状名弗能举。本文拈出礼乐美学这一概念，研究它的基本构成、整体框架和在中国历史中的展开方式，正是试图为重置中国美学的历史和文化基础提供一个探索性方案。

但春秋战国时代，权力的强制性让位于接受者的心理自觉性，这就必须强化礼乐的精神意义和情感特征。像现代形态的符号学美学、政治美学、审美经济学、审美伦理学和身体美学，几乎一切文化现象均可以被纳入美学的范围。就此来讲，即便礼具有一定的伦理属性，但为了保持古典范畴的一体性，仍然有将其统合于美学的必要。另外，礼乐的弥漫使其显现出无界感，但作为知识形式，任何经得起反思的美学理论都会为其运行空间划出边界，否则它将失去经验的自洽性。

近人张光直也讲：周朝统治的九百年开创了激动人心的新纪元，在此期间，在全中国的广大范围内，中华文明的诸方面都经历了一些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终于导致了古代中国形成期的终结，是中华帝国及其持续到2000年以后的传统风范之开端。如《荀子·仲尼》讲：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

就此而言，文显然是礼乐的合体形式，它既呈现美的华彩，又在价值层面代表了礼乐的共同本质。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政治全面感性化、审美化。可以认为，以礼乐为标识的美学传统是中华民族最具奠基性的传统，以尚文为宗旨的礼乐精神构成了民族精神的灵魂。汉代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家六经，其中的《乐》《诗》二经，本身就是文学艺术。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这里的羽物、裸物、鳞物、毛物、介物，有后世阴阳家以五物对应季节变化的痕迹，而最后的象物则是对天地万物的总览。那么，在当代社会中西交会的背景下，作为美学形态的礼乐还有没有被提出的理论可能？它的重新在场又首先必须澄清什么问题？下面我将做几点补充性回答。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

当然也正是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礼乐传统的真正坚持者从来不是历代统治者，而是对周孔之教具有原教旨般信念的儒家士人。其中，周公奠定了它治世的侧面，孔子发展了它修身的侧面。

但是，由此确立的制度模式却具有典范性。从知识特性看，礼主要关乎人的行为，是实践性的。

后世，历代王朝为了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无不以礼乐为号召，但事实上，他们采用的治世手段更多是威慑、刑戮和擿罚，而不是礼乐。在器物方面，可以视为礼仪美术。尤为重要的是，由于上古时代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影像设备对行为性的礼仪活动形成有效记录，作为器具的礼器就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成为传统礼仪行为至今仍可诉诸目视眼观的对象。其次是意识到西方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独特问题，于是通过对美学框架的改造，将中国本土问题涵摄进去，王国维的《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是这一努力的重要尝试。至于作为诗的外发形式的乐和舞，其超越性特征则更为显明。就此而言，在政治制度和它的依附者之间，有给予就有剥夺，到底整体是得是失，持不同立场者会做出不同的判断。

这就是人们一般所讲的美学的泛化问题。这种对历史的乌托邦化，使其由经验而先验，在世而超越，在逻辑上就是形而上学化。

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则讲了诗的表达是一种毫无拘滞的自由表达。至于它的现代转换，则有待进一步思考。

在这种背景下，礼乐传统的维系已不可能依托周王室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教化，而只可能寄望于民间士人带有追忆性质的主动作为。其中，诗主要诉诸文字书写和语言吟诵，它的表达相对趋于理性、节制，而音乐则具有渲染的性质，情感的浓度比诗更加强化。

首先，从思想起源看，先秦诸子均离不开有周一代礼乐之教的背景，甚而言之，按照西汉刘歆的诸子皆出于王官（参见《汉书·艺文志》）说，其发端均源自西周官制。以此为背景，《周礼·保氏》中的六艺，其中的六乐和六书，天然关涉音乐、诗歌和书法。比如《周礼》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设定的六官制，就是后世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制的前身。也就是说，文，无论从形式外观还是内蕴的意义，均以审美为其本质属性。

这里使用的大乐大礼概念，已超出了实态性的乐舞表演和礼仪展示，由艺术范畴转进为哲学范畴。与此一致，由此生成的美学，虽然无法像现代美学一样全面承诺自由，但它由诗、礼、乐推出的自由、秩序和和谐三大原则，却仍具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性质。

就礼乐这一文明或美学形态对中国早期思想的统摄性而言，今人一般认为，在先秦诸子中，唯有儒家自命为周的继承者，是以礼乐为本位的，其他诸家则似乎对它不以为然。科举时代，以文学与书法取士，间设画院，宫殿寺观的建筑与富人的园亭，到处可以看出中国是富有美感的民族。

如扬雄讲：圣人之治天下也，礙诸于礼乐，无则禽，异则貉（《法言·问道》）。理性言之，这些以吟诗作赋见长的士人，其治世才能肯定比不上更谙熟权术的能臣干吏，但文士居于权力中心却能有效避免国家偏离尚文传统，从而使创于周公的万世治安之大计得到永续。

两者由审美体验上的可通约性进而实现了义解上的互文性。其中兴于诗的兴，按《说文》：起也。此后，孟子、荀子的性善、性恶之说，虽然持论相反，但意图均在于为礼乐实践建立内在的心性基础。在这段话中，世界被划分为幽与明两部分，前者超验，后者经验。

其中，礼在涉及个体行为方面，可以被视为行为艺术或艺术化的行为。可以认为，行为的雅化、演剧化以及在祭祀活动中显现的神圣性，是讨论礼的审美性质和价值的三个基本面向。

据此可以看到，古人所讲的乐，不仅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也是综合性的艺术体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所谓礼乐的外发，就是指当时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形成了一种以礼乐为本位的审美化的宇宙论或自然论。尤其是由礼形成的封建礼教，遏制人的自然本性，约束人的行为，推崇尊卑等级，更与现代社会奉行的自由、平等原则存在尖锐矛盾。